我没有回答，我把象征着安心的那颗玉观音戴在脖子上，塞进衣服里，贴身地在心口上摆正。我说：


        请您告诉她，我回北京去了。我会一直守着我们的家，我会一直在我们的家里，等着她！


        我擦去脸上的眼泪，一个人走出了寂静的公墓。我回到招待所拿了我的东西，出门往火车站走去。出门时招待所服务台的一位老同志叫住我，问道：喂，小伙子，早上缉毒大队的潘队长来找你，找到了吗？


        我回到了北京。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赛马俱乐部重操旧业，我每天努力地工作，晚上再也不去泡吧蹦迪和下饭馆。为了多挣一点钱，我还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我省吃俭用，每个月都汇一千块钱给南德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托他转寄给安心的父母。她的父母显然被公安机关转移到其他地区保护起来了。警察有警察的规矩，他们不便把地方告诉我，但老潘答应把我的钱和心意都转交过去。如果他就是安心的联络人，我想这些情况安心也应该是知道的，她一定是知道的！因为老潘在和我以后的通话中，再也没有劝我别再傻等了。当然他也从来没有向我透露过关于安心的哪怕是一点极其微小的消息。这是他们的纪律。


        所有的同事、朋友，连同我的父亲，问到我又找女朋友了没有，我都说找了。他们一律做出惊讶好奇的神情，问道：哟，什么样儿啊，怎么也不领来让我们看看？我就说：她不在北京，在外地呢。他们当然还要刨根问底：在外地？她是干什么的？我就说：对不起，她干什么的保密！


        我想，总有一天安心的组织上会让她退役的，只要她不死，他们总有一天会让她享受一下她应当享受的安定和平的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我要等她！


        除了一周两次去挣那份家教的钱之外，我每天下了班都按时回家。我睡觉时总要摘下那颗被体温焐热的玉观音，端端正正地摆在身边空着的枕头上，象征着安心与我同床而眠。每天熄灯前，我从不遗忘地要把卧室和客厅之间的那扇门敞开来，我怕睡着了万一听不见深夜响起的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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